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頹廢典麗 歿世代俄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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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節 傳統文化與歷史背景

那些因素影響俄羅斯政治,思想家或許有不一樣的答案:然而,「東正教」(Orthodox)基本上是相同的答案 ,東正教在教會中男女分開進行儀式,而對於女性的約束影響到女性在家庭的地位。柯林諾娃(Ye. B. Klinova)認為「治家格言」(domostroi)是傳統俄國社會影響女性地位的重要因素。治家格言所代表的就是,日常生活與家庭事務中要無條件服從家長-父親與丈夫。這種思想在俄國行之已久,是俄國革命思潮興起以前,重要的家庭地位規範。這種態度正是代表俄國傳統由男性宰制家庭與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權力的關係成為社會的基本架構,是政治社會學中權力分析的基礎。 東正教之於俄羅斯民族的價值觀而言十分重要,即使蘇共基於意識型態一直企圖降低宗教對於人民的影響力。當1979年蘇聯境內第一次出現類似西方女性主義訴求的婦運組織時,東正教即施壓要將她們逐出教會。宗教所維持的傳統婦女美德,即是母親的天職。顯然家庭內的權力結構,的確在某些層面上移植到政治的權力架構,成為性別在社會分工的基礎。「民粹主義」(populism)的思想對於近代俄羅斯有深遠的影響。民粹主義思潮下提出的「到民間去」運動(to the people),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影響了爾後俄羅斯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文學上的表現,更印證這些社會思潮在俄國文化的承續。屠格涅夫(Turgenev)在「門檻」(1878)中所形容的俄國女性,為理想與俄國人民犧牲的精神,深切而真實的反應當時的社會。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有大量的文盲,大部份的人民還是過著鄉村生活,人民與知識界間有相當的距離,他們對於政府的態度更為壓抑。當時俄國社會的知識份子欲改善社會與農村的生活,陸續組織一些社團討論如何改革社會。當時在許多議題上,各個組織、人物都呈現極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有一些相同理念支持他們的行動,就是關心人民,尤其是農民。其中有一組是由柴科夫司基領導的,當時許多革命人物皆是其中的一員。知識份子在俄國的城市裡組織類似柴科夫司基的小團體,討論如何改善社會是當時常見的模式。這些團體的討論最終目的是在解決當前的問題,如何才能作有利於民眾的事呢?他們漸漸地明白,唯一的方法就是,到民間去,過著人民所過的生活。到了十九世紀70年代中期,民粹主義提出了到民間去的主張。 所謂的到民間去運動,是許多年輕的男女拋棄原本城市的生活與工作,去到鄉間作醫生、醫生助手、小學教師、鄉村書吏,甚或作農工、鐵匠、樵夫等等。他們力求在那裡和農民密切地接觸,幫助鄉村的人民。其中有許多是年輕女子,她們學到了產科或看護的職業,便成群結隊地跑到鄉村去,盡力幫助貧苦的農民。年輕婦女是這股社會運動中的積極參與者,她們的參與成為俄國婦女解放的基礎。原本受制於傳統束縛的婦女,在此時掙扎從家庭與婚姻中解脫。婦女爭取脫離家庭,也爭取知識。「為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她們離開家庭走到民間,她們甚至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離開俄國。 「為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可以做一切的犧牲,這種追求知識的風潮出現在當時的俄國社會。相較於男性,年輕女性追求知識與自由的道路阻礙重重。她們力求獲得知識,做一個獨立的人﹔這並不是為著自己的安樂,而是為了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出現的『新婦女』形象,她們的真摯、熱心、忠誠、自我犧牲,甚至獻出生命,這樣的形象是歷史上少有的精神。」 到民間去的運動並不成功,因此恐怖主義成為下一波行動的形式。1878年的刺殺行動是俄國革命運動的轉捩點,而這正是由一位願意為理想奮鬥犧牲的俄國女性-沙蘇利奇(Vera Zasulich, 1849-1919)所為。沙蘇利奇當時是「土地與自由社」的成員,她在1878年1月24日槍傷聖彼得堡警察首長特列波夫。這次行動不僅開啟1870年代刺殺當權者的革命恐怖行動,沙蘇利奇個人更是俄國革命運動中,年輕革命女性的代表。1881年還有帕洛夫斯卡雅(Sophia Perovskaya, 1854-1881)刺殺亞歷山大二世行動。 回顧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一方面存在傳統文化觀念,另一方面受到近代革命思潮的影響,兩者皆是決定社會價值觀的重要因素。分析俄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時,這個歷史發展與文化均為重要的因素。十九世紀末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已經開始出現革命的風潮,尤其有關當時「新婦女」的女性形象普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呈現一種開創時代的精神。 二、馬克思理論與蘇聯社會 統治者或政府所標榜的意識型態對於社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是蘇聯政權,這個曾經標榜世界第一個實行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國家。在國家強力宣傳運作下,無處不標榜實行馬克思理論及其後統治者的思想,馬列主義對於婦女議題的觀念影響蘇聯的統治模式。「婦女問題」(Women question)在政權建立初期就被當時的布黨所標榜,蘇聯如何設定「婦女問題」,又如何達到解放婦女的革命目標。 馬克思主義有關性別部分的理論在蘇聯的實踐為何,是必須加以說明的。尤其是「婦女問題」一詞,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提出,但是缺乏具體說明﹔到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才有進一步加以說明。主要是因為馬克思重視「階級」分析,而未以性別為社會分析的根本。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1884)分析婦女問題較多。恩格斯以馬克思的階級壓迫觀點,界定女性從屬地位的分析﹔資本主義私人財產與女性依賴婚姻自然導致她們的從屬地位。 整體而言,馬克思與恩格斯很少單獨論及有關婦女權益的議題﹔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是承襲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第一位以婦女與社會主義為主題發表著作「婦女與社會主義」(Women and Socialism, 1879),這本書在歐洲成為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最重要著作。 近年來婦女研究中的女性主義流派中,馬克思女性主義與蘇聯婦女問題並不相同。同樣是標榜馬克思解放理論,但是理念訴求並不一致。事實上,本文分析將突顯出運用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實際政治「實踐」上與理論存有落差。 作者認為這種實踐的落差在於蘇聯政權統治者,統治者對於婦女政策的考量,並非意圖「解放」婦女,而是持續「鞏固」領導中心的權力﹔婦女的壓迫自然無從解放。馬克思主義之於俄羅斯婦女或許未能完全達到解放目標,在後續女性主義的研究者以馬克思主義出發強調家庭就是女性從屬地位的根本,分析女性主義。當代在研究政治理論與女性主義相關議題時,用馬克思主義來界定女性天性是趨勢之一。本文不以兩性自然天性 作為申論重點,而是著重在實踐層面的經驗分析為主。 「婦女問題」這個詞彙在不同的國家、時代,有不同解釋與定義,近代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是研究婦女問題的主要途徑 。近代西方女性運動發展,以女性主義為途徑﹔而蘇聯,則以馬克思主義為途徑。儘管蘇聯標榜馬克思主義的婦女問題,並且在不同時期提及解決婦女問題﹔然而,婦女問題定義與答案,總是配合政權而修正。「婦女問題」在蘇聯,似乎可以涵蓋所有與性別相關的議題,而且隨著政權轉移、社會變遷而發展出不同的內涵。婦女問題的轉變是一個很值得分析的現象,尤其透過研究不同時期的政權,為婦女問題下的定義,分析國家政權在對女性相關議題態度上的轉變,與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 蘇聯時期有關婦女政策的決定,意識型態是考量因素之一﹔此外,共黨的經濟決定論亦是原因。經濟的需求,在某個層面上操控與婦女相關的國家政策。首先,根據共黨的理論,女性的從屬地位是因經濟生產的關係。因為女性不具有經濟生產能力,而必須從屬於男性﹔所以解放女性的方法,即是讓女性加入勞動生產關係中。經濟生產與婦女解放的相互關係發展,在史達林時期企圖創造的「女強人」的形象,就是結合工人與母親,女性的兩種角色。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蘇聯工業化需要婦女的經濟生產力,因此號召婦女投入國家的經濟建設。當時蘇聯正試圖建立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所需要的勞動生產力比以往的農業社會更多。將婦女從家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就成為國家建設的新生產力﹔加上當時蘇聯國內的內戰與國際間戰爭的相繼爆發,女性投入經濟生產,成為政策上必然的趨勢。 因此,蘇聯是為了解放婦女,而主張婦女投入經濟生產的活動﹔還是因為需要婦女的經濟生產能力,而將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到公領域。這個答案或許不是蘇聯政府所宣示的前者說法,而是基於現實需要的後者。 三、 人口因素 人口之於一個國家而言,是基本的面象,也是許多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尤其在性別研究中,人口狀況的分析與人口政策的研究是必要的。因為人口是社會的根本,人口架構若是有問題,則社會發展勢必受到影響。俄羅斯的人口狀況特殊,俄羅斯的女性人口多於男性。因為這個特殊的現象,影響到蘇聯政府的社會政策。例如:蘇聯政府一直加強宣傳婦女在社會中扮演母親的角色,或許就是基於人口政策上的需要。此外,婦女必須投入公共領域-生產勞動,也是男性勞動人口不足以應付國家生產的需要。類似這些國家政策的走向,基本上與人口狀況相關。 蘇聯時期不只是俄羅斯共和國,所有的加盟共和國都有人口問題﹔最主要問題是,男女比例在結構上不平衡,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以1959年為例說明,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14年,也是史達林死後第6年﹔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二千零七十萬人,也就是說,在1959年女性佔總人口的55%。 會造成如此現象的主要根源是兩次世界大戰、革命後的內戰、史達林期間的整肅政策。而且戰爭還會間接造成更多人口流失,其他相關原因,例如﹕疾病、飢荒、移民等。蘇聯男性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結構上的性別不平衡。除了戰爭會導致男性人口減少,移民的男性比例較女性高﹔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為長,亦是女性人口多於男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到1990年代,女性人口仍是多於男性,女性約佔總人口的53%。

表2-1 蘇聯人口資料

時間
(年)

人數(百萬)

女性佔總人口
(百分比)

男性

女性

1959

114.7

55

1970

111.4

130.3

53.9

1979

122.3

140.1

53.4

1989

135.3

151.4

52.8

1990

136.4

152.2

52.7

"—"表示缺乏資料。

正因為如此,女性一直必須在經濟生產上,扮演全職勞動生產者的角色。所以,女性投入公領域勞動生產的真正因果關係,並非如馬克思理論所標榜的女性有工作權利,而有必須工作的需要。 由於蘇聯從史達林時期開始,女性人口就多於男性﹔因此,政府在動員婦女加入生產勞動同時,仍必須兼顧婦女養育下一代的天職。既然大部分的婦女都投入公領域,同時賦予婦女參與公眾事務亦是政府的政策走向。不過,這裡所指的公眾事務,是以基層事務的參與為主﹔公眾事務的參與限於地方區域性議題。在涉及國家政策階層方面,婦女並無決策權。獨裁專制的蘇聯政府權力集中,婦女只是在宣示性法律上獲得政治地位的肯定,不等於實際政治權力的參與。 四、 教育程度的提昇 除了前述有關傳統文化、國家意識型態與人口結構因素外﹔蘇聯時期對於教育應該有助兩性平權的發展。總括而言,蘇聯在基礎教育方面與婦女教育方面,都有相當的成效。基礎教育的全面提昇,有助於整體人民的政治素養﹔兩性教育的平等,有助於提昇兩性平等地位。 有學者認為教育普及化,男女平等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再配合婦女直接參與社會生產工作,女性在政治方面的被動角色會消失。然而,根據進一步政治文化的研究分析顯示,現代化以及正式的教育對於女性政治文化指向和行為的影響並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說,教育可能提昇政治文化的概念,卻不一定會驅使婦女更積極的政治行為。 教育可以提昇的是﹕女性的政治知識、政治責任感、對政體的認同感。但是,即使受過同樣高等教育的男女,但是在實際行動上仍有差距。實際行動例如﹕參與民眾團體、政黨、全國性政事的效能感、投票時獨立判斷等等。女性在這些實際行動上的效能不及相同教育的男性。 蘇聯在教育方面的成效,首先是在革命成功的初期,進行破除文盲的工作,增加人民的識字能力。其次,實行推展全面性的義務教育,全面提昇蘇聯人民整體的識字率。蘇聯在提昇婦女教育程度方面,存在區域性的差異﹔俄羅斯地區是當時相較中亞等地,提昇較明顯成功。 1897年全國識字率是28.4%,1926年是56.6%,1939年是87.4%﹔其中1926-1939年間是成長最快速的時期。到1970年代,全國識字率就已經達到99%以上,1996年根據世界年鑑上的記載,俄羅斯聯邦的識字率是98%。 人民基本識字率的提高外,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亦有顯著的提昇。男女受中高等教育的人數逐年增加,且兩性教育程度的差異逐年減少。1939年每一千人中(十歲及十歲以上),具有中高等學歷的男性是127人,女性是90人﹔1984年每一千人中(十歲及十歲以上),具有中高等學歷的男性是726人,女性是652人。顯示兩性的教育程度提高的同時,教育差異也縮小,1939年男女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是1比0.7,1970年男女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是1比0.83,1984年男女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是1比0.9。可以顯示兩性教育平等的提昇是逐年縮小差異的。 某些領域內,女性專業人才的比例甚至是超過男性的﹔但是,這並不代表女性在工作上的地位優於男性。因為女性就業的範圍集中在教育、醫療保健與輕工業﹔收入較少,社會地位也不高。甚至一些以女性為主的職業,男性在職位的等級上,仍然是優於女性。 教育擴大婦女的視野,提昇她們的知識與文化程度。由於蘇聯教育中重視科技訓練,學校教育兩性相同,因而有大量婦女進入科技領域工作,改變傳統以性別區分的職業角色。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在高等教育的比例甚至超過男性。教育讓婦女的競爭力增加,她們得以進入經濟與黨政機關工作﹔然而,婦女在經濟工作與黨政機關中,卻未必能與男性同居領導地位。 教育的確提昇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雖然蘇聯時期婦女教育的提昇、未能立即成功的反應政治上婦女的地位。蘇聯婦女的確在實際行動上並未能提昇到和男性一致。教育的效能所能提昇的層面很可能是政治方面的知識、責任感與政治認同感﹔至於參加政黨、全國性政事效能感的提昇相對為低。地方蘇維埃與最高蘇維埃婦女比例懸殊(前者約50%,後者約25%),顯示女性關心地方性事務甚於國家性事務,這個現象與政治文化研究有關教育方面的分析相符。為何提昇教育水準後,實際行動提昇幅度不及效能感提昇幅度,是政治文化上尚未定論的現象。女性的確可能在政治「態度」與「行為」上,有不同的效果反應。江炳倫認為,必需配合社會未來結構發展趨勢判斷,教育對女性實際行動提昇不及效能感提昇現象,是長久的或是過度的。 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在極權統治時期,未能成功進入政治領域﹔在現在民主社會中,成為提昇婦女意識覺醒的領導者。至於她們的覺醒意識能否導向婦女政治的地位提昇,是本文後續研究所要探討的﹔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在重建開放時期是新興運動與民間組織的重要成員。 人口結構一直影響政府的社會政策。社會政策中對於女性角色的期待,為俄國婦女地位與角色定位。我們將繼續分析政府的政策,有關於女性角色的定位﹔同時以政治參與為範疇,分析政治權力之於女性為何,婦女的政治地位為何。 在整個俄國社會中,婦女無疑是投入了公共領域﹔然而法律規定所給予的權利與保障,卻不一定等於真實生活的改善。事實上,政治權利如﹕選舉權,和政治權力之間並不相等﹔也就是說,即使蘇聯政府規定人民有投票的權利,在實際政治運作下能發揮的政治權力,仍受限於制度面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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