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頹廢典麗 歿世代俄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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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節 婦女的政治權利及其政治參與現象

艾爾曼是婦女部的首任部長,從1919年到1920年去世為止﹔1920年起由柯爾泰擔任部長,到1922年參加工人反對派而遭免職。1922-1924年是斯密德維奇(Sofya Nikolaevna Smidovich),1924-1927年是尼可拉耶娃(Klavdiya kolaeva),1927年至1930年撤銷婦女部為止,是由艾爾秋依娜(Aleksandra Vasilevna Artyukhina)擔任。 從婦女投票率大幅提昇而論,婦女部的確扮演提昇政治參與的功能。婦女部早期的努力使得婦女加入政治活動,婦女履行基本公民任務-投票。在城市與鄉村都有顯著的成長,1926年婦女投票率在城市地區是42.9%,鄉村地區28%﹔1934年婦女投票率在城市地區是89.7%,鄉村地區是80.3%。投票率的成長是由於共黨的政治動員,並等於蘇聯婦女積極參與政治﹔因為投票行為在蘇聯時期已經成為公民必須的行為。到了1930年代末期,全國投票率已經高達99%。在對於蘇聯的政治研究中,投票行為是在國家指導下運作,國家用各種方法以確保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因此,投票率的增加是顯示蘇聯積極運作政治動員人民選舉的結果,不符合真正政治參與的定義。 婦女部的政治宣傳主要透過雜誌「女工」,後來又增加一本「女共產黨人」(作其主要刊物。面對大多數不識字的婦女則採取面對面的宣傳方式﹔然而這樣的宣傳效果不佳,最根本的工作應該是要破除文盲,才能有效宣傳與提昇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於是婦女部進行大規模的掃除文盲工作,不僅增加蘇聯婦女的識字率,也提昇婦女的政治意識。然而隨著階段性任務的完成,婦女部在1920年代末期逐漸失勢。當其他新的政治任務出現後,婦女解放的工作沒有繼續設立特別組織的必要。 二、 蘇聯共產黨與婦女政治參與 在分析蘇聯時期的政治參與時,主要分析共黨黨內的參政現象。M. Leahy強調﹕雖然政府整體上有相當高比例的女性,然而這不是決策權力的所在﹔蘇聯共產黨及中央委員會才是政府權力運作的中心,卻鮮少有女性的參與。因此分析蘇共權力架構與參與現象,才能真正突顯婦女的政治地位。 當時所有的權力都集中於共黨中央,女性黨員的比例和女性人口比例顯示,雖然女性被要求與鼓勵投入公領域,實際加入政黨的人數仍是低於男性。蘇共一貫訴求女性聲音的存在,蘇共黨內一般而言,刻意維持婦女在各級組織中有三分之一的席次。但是這只是一個表面大致的數字,實際分析不同階層的黨組織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現象﹕愈是屬於地方基層的組織,女性幹部比例愈高﹔愈向上層,女性愈少。 如果只是以基層組織的女性人數論定婦女在黨內的高度參與,會誤解她們真正所能掌握的政治權力,事實上,蘇共高層真正的權力中心與決策單位是極為缺乏女性的。蘇共的決策單位與真正擁有政治權力的是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委員會。 蘇聯共產黨女性黨員的人數比例,在20年代初期為10%左右,以後持續增加,在70年代末期為25%左右。蘇共的最高機關是其黨代表大會,在1981年第26屆黨代表大會中女性黨代表比例為26.6%。之前兩屆黨代表大會﹕1971年24.3%﹔1976年25.1%。表2-2顯示女性黨代表比例逐年增加,七十年代開始約25%。雖然婦女在黨代表大會中的代表比例四分之一強,這並不是蘇聯婦女在共黨中真實的政治地位。在蘇共實際政治權力運作的架構中,中央委員會才具有實際決策權力,權力金字塔中卻少有女性的參與。

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才是真正能夠執行職權的單位,進一步分析蘇共中央委員會女性代表的人數與百s分比例,就能突顯女性實際上是缺乏政治權力的。以24屆、25屆與26屆黨代表大會的中委人數都維持僅14、15人,佔中央委員會的3%左右。 以1981年的數據說明,女性在蘇共中所佔的比例是26%,女性在當年黨代表大會比例是26.6%﹔然而真正再經投票選出的中央委員,女性比例就只有3%。蘇共女性黨員的比例相較於其總人口比例為低,1981年女性黨員的比例是26%,女性佔總人口53%﹔1988年女性黨員的比例是29.3%。 中央委員會的女性比例更說明女性的高層政治發展空間是極小的,亦即女性的政治權力相較為小。事實上,黨代表大會的女性比例是上層刻意維持的,透過提名的控制決定女性的比例。若是僅以黨代表大會中的席次比例認定蘇聯婦女的參政行為與政治地位,而以此標榜女性的政治參與相當高,並不符合實際。根據J. Moses的研究區域黨部委員會組織(包括俄羅斯與烏克蘭共和國),在1955年到1973年間州的第一書記總數810名中女性只有26名,佔總數3.2%。 摩斯(J. Moses)強調「層級結構」(hierarchy)侷限婦女在政治領域的發展,統治階級結構上缺乏女性領導人。即使人民代表比例高,蘇聯婦女在共黨內的政治影響力並不高。「層級結構」在蘇共權力中心是造成婦女政治地位,低落的因素之一。 進一步分析蘇共的權力運作架構,蘇共中委會按規定是至少每六個月開一次全會,在休會期間是由政治局與書記處行使中委會職權。政治局與書記處都是由中委會所選出,這個才是蘇聯政黨與政治的菁英所在。圖2-1說明蘇共權力是呈現金字塔的運作模式,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是蘇共政權的最高機關,負責官方理論的說明與所有政策的制定。雖然,由最高至最低均以選舉方式產生,然而選舉本身是被控制的。 圖2-1 蘇聯共黨權力中心

政治局是蘇共最主要政治權力運作中心,而政治局中一直都是男性天下。在1985年以前,唯一出現的女性是富爾采娃(Ekaterina A. Furtseva, 1910-1974)。她是在1953年第19屆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委會候補委員,在第20屆黨代表大會時選為書記處書記,到1960年因其擔任文化部長而取消書記職務 。 直到戈巴契夫主政時期,1986年才又出現一位女書記畢鈕寇娃(A.P. Biryukova),從1956年富爾采娃出任書記處書記,到1986年畢鈕寇娃出任書記中間,蘇聯政治局與書記處沒有女性政治人物。1956年是赫魯雪夫主政,而1986年是戈巴契夫主政,相較蘇聯其他領導人,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時期,拔擢女性的動作較為具體。 分析蘇聯共黨與政府組織,所呈現蘇聯政治文化,女性地位並不高,並不如官方對外宣傳,女性有極高的地位。選舉是一種權利,但是在蘇聯尚未能轉化成為權力,而整體社會存在性別刻板印象。 三、政府與婦女政治參與 蘇聯政府以「人民代表蘇維埃」行使國家政權。「人民代表蘇維埃」包括﹕蘇聯最高蘇維埃(聯邦院與民族院)、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地方蘇維埃(邊區、自治省、自治州、區、城市、市區、住宅區、鄉村),蘇聯政府透過各級蘇維埃,構成國家權力體系。 擴大婦女政治參與的具體方式就是選為地方蘇維埃代表。就蘇聯時期整體而言,婦女參與地方蘇維埃的成效相當顯著,1955年女性在地方蘇維埃的比例是35.2%,1960年代超過40%,1980年是50%。更高層級的蘇維埃代表婦女比例就相較為低,以1980年為例﹕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共6728名,女性為2417名,36%﹔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共3460名,女性為1382名(31%)。 蘇維埃代表雖然是民選,提名權卻是操控在蘇共或相關組織,一個選區只有一個候選人。由於女性代表的人數、比例完全由共黨決定,不能反映蘇聯婦女的政治地位。尤其是蘇維埃的組成,強調各個族群、行業、團體的代表性,提名時以兼顧這個目的為主﹔因此,蘇維埃代表比例高不等於政治影響力,只能顯示政府統治意識的一種貫徹表現。 政府行政機構在中央的層級上而言,女性首長出現的比例相當低。在二次大戰戰後僅出現少數部長級女性,出現的領域也集中在社會福利、醫療保健與文化教育方面。地方層級女性幹部比例較高,實際參與的政治運作的空間也較大。然而,不論是政府中央行政體系或是地方組織,婦女所涉及的議題相當侷限在社會福利、醫療保健與文化教育。在1950年代的柯夫里奇娜(Mariia D. Kovrigina),曾擔任保健部部長。富爾采娃在1960年到1974年擔任文化部部長。其他各級單位的女性主管,基本上也是在蘇聯女性從政刻板概念之下,集中在衛生保健、文化教育、社會福利領域之內。 在地方層級女性行政官員的比例則是相對於中央政府而較高,女性負責行政事務,扮演事務官員﹔但是鮮少成為政務官或是行政首長。若僅以一般政府行政人員女性人數評估,反而忽略在決策過程中,女性是居於劣勢的事實。 以上的分析著重在蘇聯時期「政權」與「婦女議題」間的互動狀況。同時釐清其特有的意識型態,這些或為文化傳統,或是統治者意志行為,都是近代俄羅斯婦女地位發展的基礎。 回顧蘇聯的歷史,儘管政府對於女性的平等用文字與制度加以範,卻和實際社會狀況不符﹔國家所主導的政治層面也未能起用女性,顯示平等之於婦女的意涵是為國家做更大的奉獻。走過極權主義與專制的政府統治,新的民主政治即將展開,我們將繼續分析新的政治局勢對於婦女的生活與地位保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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