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頹廢典麗 歿世代俄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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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節 「開放」與「民主化」效應分析

這種廣泛多元的思潮主要是因為開放政策得以被公開討論,其中以1987年1月蘇維埃婦女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的婦女大會(All-union conference of women)說明,當時所呈現的理念就是極為分歧。蘇聯政府的婦女政策一直有存疑的空間,只是從來沒有被挑戰與質疑的機會。當時蘇維埃婦女委員會的主席是布哈娃(Zoia Pukhova),她一直擔任此職務到1991年。布哈娃表示,「婦女在地方擔任黨書記的比例是7%,然而婦女佔共黨的比例是29%。」一年後消息報上也出現評論﹕「女性佔就業人口的51%,卻無法造就職業政治家﹖」1988年十月蘇維埃婦女委員會的大會上,布哈娃認為,有關女性角色的社會意識仍然沒有任何改變。 「開放」以來婦女才開始質疑與挑戰這個長久以來她們深感無能為力的迷思。自從戈巴契夫執政以來,挑戰蘇共統治模式的言論就時有出現,蘇維埃婦女委員會在1987年第一次打破其一貫順從態度,以開放的態度質疑蘇聯對於所謂「婦女問題」的解答。這次的挑戰意味著婦女的意識開始覺醒,特別是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為明顯。 長期的沉默的確在此時被打破了;然而,意識覺醒是否就足以引導行動?又是否可以預期未來的改變?這是本文的所欲提出的疑問,也是現在俄羅斯婦女對於政治所呈現的狀況。因為「開放」言論,人們開始討論與注意到俄羅斯女性明顯缺席於高層領域,不論是政治的金字塔階層或是工作職場的管理階級。在過去,這是一個未曾被談論到的話題,現在是重新省思的開始。政府隨著改革理念而持的言論開放政策,並未立即導致政治生態上的變化,同時期所進行的其他政策效應繼續在俄國政壇發酵。 二、 民主化(demokratizatsiia)的意義 民主化的意義界定必須從不同角度。首先是這個理念雖然是加速蘇聯共黨專制的瓦解,似乎也造成婦女與政治權力的疏遠。引用1990年10月30日Galina Sillaste在《消息報》上所發表其中的一段話﹕「民主與開放除了並沒有造成婦女地位的實質改善,反而使她們與權力的離間更為加深。 」民主化造成婦女與權力的異化會是短期的陣痛,亦或是會造成未來俄國婦女政治地位的更加低落,需視後續發展加以評估。至少,蘇聯時期民主化的開展,是俄羅斯婦女議題發展重要的轉捩點。 回顧民主化的影響,戈巴契夫的訴求-加重「婦女議會」的功能,並未成功﹔加強其所主張女性特殊權益的理念也不見功效。雖然未能立即激起女性參政的意願﹔然而因為女性團體可以不再依附蘇聯共產黨而存在,真正提供女性發展政治活動的空間。經過這段期間的改變,婦女團體終於有機會脫離蘇維埃存在,這是一項在過去七十年間都不曾出現過的政治權利。 客觀條件上政治活動的機會理論上增加了﹔然而,主觀條件上婦女參政的意願卻不一定提昇。婦女是否願意投入政治活動,所涉及包括其他非制度面的因素,例如﹕時間、動機、性向、信心、社會態度、歧視等等。雖然新的機會呈現在她們的前面,然而似乎男性才真正掌握了傳統政治領域的優勢。新的政治運作前提,男性仍是女性權益的決定者。 民主化過程既有極為正面的意義,婦女不再被迫政治動員。長期以來,高投票率幾乎已成為蘇聯政治慣例,毫無疑問民眾投票支持共黨提名候選人,選舉行為無法做客觀分析。抽離傳統政治動員因素後,婦女不再被強迫進行政治動員,去從事類似投票等政治行為。不僅分析選舉行為才具有意義,不再被迫政治動員亦是人民政治參與的一種表象。 民主化的意義無法簡單給予全然肯定或全然否定。民主轉型又稱為威權轉型,主要是研究社會在何種情況之下脫離集體主義的傳統,而進入個人主義的時代。民主轉型的發生,表示這個特定的社會要開始接受以主權國家為人民集體認同之標的。 俄羅斯所經歷的民主化,即是一種威權的轉型。然而,這裡必須提出的省思是,民主異化的現象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沒有公民可以透過個體參與形式,完全拋棄集體的認同。如果民主不能夠創造個人參與的感覺,反而還會製造疏離的焦慮。民主轉型的同時可能出現集體主義復辟,挑戰主權國的觀念。這種現象在近代民主政治研究上,已經被廣泛討論﹔因此民主的異化、疏離現象,在分析俄羅斯民主變遷時,是必需注意其影響層面。俄羅斯民主化過程對於婦女而言,暫時與權力間的疏離現象發生。 三、 雙重負擔與重返家庭 蘇聯婦女長期承受「雙重負擔」,忙於家務與工作。蘇聯婦女幾乎皆為職業婦女,家庭中的家事又仍是以女性負擔為主。面對廣泛新興的民間運動,政黨-蘇聯共產黨能更給與女性的空間似乎仍然很少。戈巴契夫在其有關於重建新思維的著作中,就曾經提及如何使女人得以回歸其原始的任務。這種傾向亦在蘇維埃婦女委員會代表對於「婦女問題」所發表的看法中得以印證。政府提倡女性回歸最原始的角色-母親﹔同時,社會上亦有類似言論出現。這一波言論的出現,或許基於婦女長期「雙重負擔」的反彈。「重返家庭」與爭取決策權同時出現在這個時期。只是重返家庭在某種程度上是蘇聯社會特殊現象﹔而爭取婦女決策權是近年國際潮流。 「重返家庭」的概念在重建時期就開始在不同領域被提及,這不僅是一項關於社會基本價值觀與經濟活動,亦涉及政治層面。政壇女性在政壇獲得肯定的同時,更標榜家庭的價值。前拉托維亞第六屆國會發言人-柯列依普絲在接受女性雜誌訪問時表示,「如果我必須在政治與家庭間作選擇,我會選擇家庭。身為女人,再也沒有什麼比家庭更重要了。」 她的言論突顯婦女投身政治的疑慮,她們認為似乎參與政治或是選擇政治作為事業是與家庭衝突的。不僅在政治參與上有此問題,工作也常成為婦女兼顧家庭的負擔。 類似如此的言論是對於家庭重要性的肯定,亦突顯出婦女在投身政治活動時,可能面臨無法兼顧家庭的壓力。顯示女性投入政治與兼顧家庭間的困難。俄羅斯婦女在長期投入由國家所建構,共產專制體制所分配的政治任務後,她們現在終於能夠能夠自由表達意志與選擇。一些曾經活躍於蘇聯政壇的女性言談,呼應所謂的「三重負擔」-家務與工作以外,積極的從政行為也可能成為一種負擔。家務經常是不被提及的「隱性 」的婦女工作,家務長期成為婦女的負擔,並且未有減輕的趨勢存在。根據1989年9月所進行的民調顯示,家務與工作仍是婦女長期的雙重負擔。56%受訪者認為,女性家務負擔重於男性,而且並未當時也並未減輕。 婦女退出勞動市場,回到傳統家庭中去,這種退出公共領域的趨勢在蘇聯瓦解時很明顯。回到傳統家庭,以擺脫過去因為政策、意識型態等原因不得不加入生產工作的陰影。在蘇聯瓦解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政治訊息是複雜的,而其中重新進入傳統女性角色即是趨勢之一。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潮的再起也是促使重返家庭風氣的重要因素。民族主義召喚婦女重返家庭與促進民族的復興,而婦女不是以個人的成就為出發。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有著角色上的衝突,西方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常有極高個人主義的色彩,蘇聯後期所呈現的是民族主義的復甦現象,與西方國家不同。 根據在1986年與1991年對於俄羅斯家庭所作的調查,女性對於夫妻工作時間分配的意願最高是-「丈夫全職而妻子兼職」。男性意願調查亦顯示高達四成比例的男性希望「丈夫全職而妻子兼職」,1986年是41.1%,1991年是41.6%。女性對於「丈夫全職而妻子兼職」的意願增加幅度大於男性﹕1986年是42.2%,1991年是44.4%。這項調查同時顯示,認為夫妻均為全職的意願下降﹕1986年男性39.2%,女性31.9%﹔1991年男性35.5%,女性31.0%。由這個數據顯示女性與男性都對妻子兼職的意願升高,且女性升高幅度大於男性﹔相對而言,夫妻全職的意願下降,且男性下降幅度大於女性。在民調反應重返家庭,增加女性在家中的時間,確實是符合社會部分民意的反應。新興的政治運動帶給婦女新的政治出路,但不等於承諾新的政策有利於婦女的政治權益與社會生活。這段時期民調結果則是顯示女性對於高層政治感到嚴重的無力感。事實上,這與長期以來的政治現勢十分符合。 蘇聯的婦女參政現象就足以說明,高層政治缺乏女性是事實,從蘇維埃女性代表在中央與地方前低後高的差異得以說明。由於女性參與政治的高層無望,自然對於本身影響高層的是十分無力的﹔這就是造成俄羅斯女性政治效能感低落的原因。由婦女一起參與決策過程,才是保障本身權益最有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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