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頹廢典麗 歿世代俄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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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節 選舉制度對婦女參政的影響

一、 選舉制度的沿革 選舉之於蘇聯政治原本並非最重要的面象,由於「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使其成為一黨專制的政治,而選舉也僅是徒具形式。自從史達林時期,幾乎所有的選舉只會提名一位候選人,其當選人自然在提名的同時已經決定。蘇維埃是蘇共操縱的政權機關,人民代表的提名權在黨組織,既然一個選區只有一個候選人﹔女性代表的人數、比例完全由共黨決定,不能反應蘇聯婦女的政治地位。雖然整體政策因為不同時期領導人有差異,大致而言,蘇共對於提名的操控方式使得選舉本身的意義不大。蘇聯的選舉制度無法透過候選人反應現實社會對於政治的需求。 這種提名的控制決定了長期以來蘇共給予婦女政治代表席次的比例與數量,不僅在性別層面是如此,同時也涉及到民族、區域的比例。由於戈巴契夫開始改革,選舉制度成為其政治改革中相當重要的層面,選舉制度的「民主化」衝擊政治生態,尤其是在婦女選舉公職上有根本上的變化。選舉制度的變革是造成婦女政治代表在比例上驟然下降的原因。 有關於選舉制度的改革最早起源於1986年年初,在第27屆人代會上,戈巴契夫曾經提及對於選舉制度要加以必要的修正,而「民主原則」將是改革的依據。有關於選舉與政治改革,在1987年經過中央委員會大會明確認定適用於各種層面的生活,這即是選舉制度會發生根本架構改變的起源。 新的選舉法在1988年10月23日通過草案,並於12月1日起生效。根據該法案第38條規定,候選人沒有人數上限定,其他條文設定一些團體組織有一定比例的席次(第37條),例如﹕共黨,所謂的公共團體。因此透過這個規定,蘇維埃婦女委員會擁有75名提名權,維持部分保障提名的設計。雖然設計上並非全額開放直接民選,共黨等相關組織仍可以操縱部分提名﹔然而,相較以往,提名即是當選的慣例已不適用。候選人要接受監督已成必然趨勢。 之前各種保障的設計並非直接來自於憲法條文,而是基於蘇共統治的理念與在提名上運作的結果。憲法中的條文只是宣示性的聲明保障與平等的理念。憲法宣示男女平等,並且基於對母性的維護與保障而特別標榜維護母親的權益。真正關鍵所在是選舉設計使蘇共完全主導提名的候選人,傳統上最高蘇維埃女性代表佔25%以上,並在80年代初期已達30%。這樣的參政狀況完全取決於提名,而非選舉競爭的結果。真正能夠透競爭而打入權力重心-政治局與書記處的女性很少,在第二章回顧歷史之前已經強調這個現象。 1988年選舉法修正通過,這次並非僅是宣示性的動作,而是具體而明顯改變婦女政治代表的比例。戈巴契夫改革過程取消特定保障席次的原因,是因為該制度不符合「民主」程序。這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說法,民主所意含的平等是否兼顧弱勢團體與族群代表性,界線仍不明確。雖然之前俄國官方的婦女團體組織也曾經對保障制度提出質疑,並且未出現強烈意願,顯示俄國婦女支持這項實行已久的制度﹔然而,由於取消配額的政治效應並未被預測與溝通,這項改變之於參政的婦女是十分突然。 這些長期因為配額制度而參政的婦女並未設想取消的後果及預期可能的改變,政壇女性在享有保障席次的同時並不滿意她們所獲得的政治地位。保障配額反而限制她們的代表性,通常只能扮演附和的角色。俄羅斯女性長期在政治架構中為政權的背書,實際上則缺乏運用政治權力的空間與相稱的政治地位。 二、選舉法改革後的政治生態 最高蘇維埃在1988年12月所通過的新選舉法直接造成政治生態的衝擊。尤其是以性別為政治分析的重點與代表區分時,女性政治參與現象立即產生變化。以1989年為例說明,最高蘇維埃中女性下降到18.5%﹔相較於1984年最高蘇維埃女性代表比例是32.8%。1989年最高蘇維埃女性代表下降到18.5%相對男性的比例增加為81.5%。到了1990年,不論是蘇聯中央各個共和國,或是地方性選舉都出現女性當選者大量減少的現象。女性在領導階級和下層比例更為懸殊。以往俄羅斯地方蘇維埃代表中女性比例約50%,1990 年則下降到35%。 對於這樣現象,直接造成因素固然是法律修改。真正所顯示的意義是社會整體對於女性參政的態度。「這次女性被擊敗了,大眾對於女性候選人的反對是基於社會整體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與態度。」事實上,一般民眾對於候選人有性別偏好的差異存在,這足以解釋為何在缺乏政權強力運作後,女性代表比例大幅下降。表3-1是根據1990年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於相同條件的男女候選人,有不同喜好的支持。

顯然,之前高比例的婦女代表並不等於女性的政治地位。因為根據其權力運作的架構,婦女未能參與決策階層。長期以來對婦女提名保障政策並未使人民塑造新的政治社會化,女性在選舉時仍受限於其社會形象與刻板印象的價值模式。 當我們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意識這個層面上,婦女參政議題出現衝突與矛盾。究竟這個標榜民主開放的政治改革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從本論文探討的「婦女保障名額」而論,這是具有相當爭議性的議題。在此,我們無意以俄國適用經驗作為整個制度適用的論斷依據,因為國家基於本身各個因素發展其政治制度,其中所適用方法存在的差異不容忽視。相信各國在制度設計上具有互相參考的價值,研究俄國以為他國的參考﹔同理在為俄國分析與評估時,亦以他國所設計之考量與實際經驗為參考。 這個現象與重建政策所標榜的理念發生矛盾,也是俄羅斯婦女參政上最明顯的倒退。關於女性代表在各級黨政組織中比例大幅下降的事實,不論以數據分析或是以政治資源分配分析而論,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三、 取消配額制度的意義 首先,這代表俄羅斯婦女以及蘇聯婦女並未獲得其過去標榜的政治地位。因為在保障制度取消之後,女性相較缺乏政治競爭的事實被突顯。其次,所謂的婦女問題或是以社會主義為標榜的性別政策並未成功﹔也就是說,前蘇聯並未解決婦女問題。同時,提供我們有關婦女政策的不同思考方向,婦女本身如何取決政治行為,國家介入的效果為何。 蘇聯的婦女保障席次基於政黨強制配給設計,政治改革對於婦女政治活動,其最立即而明顯的效應是女性在最高蘇維埃的比例大幅下降。這些現象使婦女意識到在,過去蘇維埃中婦女代表雖然是高,但那不等於婦女的政治權力。事實上在1989年,蘇維埃婦女委員會、婦女團體、婦女雜誌也曾為此辯論,是否保存這種制度以保障所謂的女性政治聲音。因為婦女亦開始懷疑這種制度對於婦女權益與政治地位的意義為何,是否如其政黨所標榜的女性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 史塔羅伊托娃(Galina Starovoitova)是蘇聯時期人代會成員,活躍於政治界的她曾經激烈的批評配額制度,她批評的名言是「女人的性別,不應該成為她的天花板(a women's sex should not become her ceiling.)。 」俄文的性別與天花板是同一字發音,她認為性別與相關的配額制度成為女性進一步在政治發展的限制。 保障提名女性的制度已經是行之有年了﹔一旦取消提名保障原則,高比例女性代表的現象也就消失。近期所得到的結論﹕蘇聯的制度面設計,無法徹底改變人民的政治態度,未能成功塑造新的政治文化。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理念未能在蘇聯時期成功轉變性別政治,社會大眾所持基本態度與婦女本身對於政治參與與權利維護的模式仍缺乏學習。選舉、政黨之於民主政治都是重要的政治溝通橋樑,俄國人民仍需要認知參與政治決策的模式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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